中国灯谜艺术溯源（上） 赵首成 邵滨军
在华夏群芳荟萃、异彩纷呈的文艺百花园里，有这样一朵小花：虽仅三两片花瓣，不见浓妆艳抹、娇媚迎人，但却散发着一股迷人心神的幽幽清香；她顶几颗晶莹的露珠，似在初受晨风沐溉，其实早已深深植根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经历代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嫁接施肥、芟草剪榛，以至枝繁叶茂、馨香四溢。
这便是中国人所独有、汉文化所独有的灯谜艺术之花。
中国的古典文学艺术，无论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还是韶乐、国画、京剧、楹联，千百年来，各有其一段腾踔发越的辉煌时期，也各有其胚珠、发轫以至落伍、式微的嬗变过程。当然，这也包括以后的流风余被、瓜迭绵绵。值得为灯谜艺术这一国粹庆幸的是，她既古老而又年轻——她基本成型于宋代、体格完备于清朝中叶、造诸艺术顶峰于当代。
一、从廋辞隐语到文义谜——灯谜发展的漫长路程
有人从灯谜“曲折隐意”这一大特征推算起，将谜的萌生追溯至上古时期的民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说它隐喻了制作弹弓以猎取野兽的事体，属隐语性质。如果经由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而流传至今的这首《弹歌》确系黄帝时代产物的话，那么，它便成了诗歌的源头、文学的鼻祖。今天的灯谜、楹联，以及其它文艺体裁，从中发幽探微、追根寻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认为，根据现有古籍史料考察的结果，灯谜艺术的前身无异经过了先秦隐语廋辞、汉魏六朝离合以至隋唐谜语这样长时期的演变、进化的发展过程。
先秦隐语较早见诸《左传》，一是公元前597年发生的“麦趜河鱼”，一是前482年发生的“呼庚呼癸”。稍迟还有《史记》所载公元前375年的“大鸟止庭”、《战国策》所载公元前321年的“海大鱼”等隐语故事。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还无社与司马卯言(还无社，萧国大夫；司马卯，楚国大夫)，号申叔展(号，呼号；申叔展，亦楚国大夫)。叔展曰：“有麦趜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 (麦趜、山鞠穷均系御寒药物)“河鱼腹疾奈何?”(如河鱼久在水中则生腹疾，比喻无御寒湿之药当生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眢井：枯瞎之废井。申叔展暗示还无社躲于废井之中)这是申叔展在战争关头，用隐语解救敌国好友还无社的故事。
据《史记·滑稽列传》言：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就淳于髡成功地运用隐语进谏，使齐威王发愤治国的一例。
可见，此时的隐语明显具有密言、谲谏、测智等社会功用，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恰到好处地总结出隐语的特征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同时又给隐语下了这样的结论：“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然而，这种以口头表达的隐意语言，缺陷就在于它必须以特定的人和事为对象，因人因事而设置，离开了特定氛围，其“隐”就不能成立。并且，不论是以物喻意，抑或是以情说理，都带有非常强的情节限制与时间限制。时过境迁，“隐”的作用便自然消失。
至于先秦廋辞，因《国语·晋语》中只提到“秦客廋辞于朝”之事，而对廋辞的具体内容却语焉不详。据三国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南宋周密《齐东野语》亦认为：“古之所谓廋辞，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故将廋辞当作隐语是可信的。
总之，隐语廋辞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只是作为一种很技巧的传事达理的手段，故而有“言”无“文”，还不能成为具备文辞情采的文学艺术样式。究属此后四五百年，荀卿以赋这类通行文体隐寓事物，方使隐语逐渐走向了文学化。
战国末期荀卿的赋体隐语，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其中尤以《蚕》赋最富代表性：有物于此，蠡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欤?屡化而不寿者欤?善壮而拙老者欤?有父母而无牝牡者欤?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此赋铺叙了“蚕”的生存特性、蚕丝的功用以及人们对蚕的评价，已初步具备了后世谜语的雏形，只是文字尚欠精炼，且又在文末“自报家门”，无意与人猜射而已。这篇赋的文学价值不高，但就谜史而论，它的从隐语向谜语过渡的桥梁作用却十分显著，故而刘勰评论道：“纤巧以异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到了汉代，以智慧人物东方朔为代表的一群文人术士，又把赋体隐语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但在赋的文字上下功夫，令其日见浓缩、蕴藉，而且在赋中更加明确猜射的要求，使之逐步向娱乐消遣靠近。如北宋李窻等所编《太平广记》中，记载东方朔与郭舍人互相射隐的内容。郭先出隐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东方朔则以同底隐语作答：“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遇戆，名之曰蚊。”
这种隐语的内容和形式已颇接近后世的谜语了，虽然那时的“谜”尚处在孕育之中。
汉魏六朝，盛行离合隐语。“离合”，系利用中国方块字的独特构造，将字的笔划进行一番拆离拼合。《文心雕龙·明诗》“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是说由于汉人笃信图谶，因而利用字体的离合，以谶语式的隐语出之，借作政治预言。如汉末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把“董卓”二字离合作“千里草”与“十日卜”的。这种谶语式的离合隐语充满了迷信色彩，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向。而像东汉袁康和孔融各自传世的离合隐语，则是将姓名离合为四言诗，使离合增添了文学色彩——这也是刘勰不把离合写进《谐隐》篇，而列入《明诗》篇的主要原因。
兹举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记“鲁国孔融文举”六字《郡姓名字诗》为例：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驰张。
(简注：“渔”匿“水”为“鱼”；“时”出“寺”为“日”。合“鱼”、“日”成“鲁”字)
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
(简注：“吕”掩阖一“口”，尚余一“口”；“域”无“土”为“或”。合“口”、“或”组成“国”字)
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
(简注：“好”藏“女”余“子”；“截”逝“隼”并逝去“鹰”头“广”之笔划，余近勾状。“子”与勾状相拼成“孔”字)
六翮将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俾它可忘。
(简注：“翮”盖“羽”为“鬲”；“蛇”忘“它”为“虫”。合“鬲”、“虫”成“融”字)
玟璇隐曜，美玉韬光。
(简注：“玟”离“玉”乃“文”字)
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
(简注：“誉”放掉“言”是“兴”；“按”去掉“安”为“手”；合“兴”、“手”成“举”字)
此类离合体诗，运用了汉字形态可变的特点，对先秦隐语以字取义的喻意法而言，诚为一大突破，也为隐语转化为谜，以及后世沿用于灯谜的“离合法”，开辟了一条新路。
不过，按照现代谜的艺术标准去衡量，离合体式的隐语大多题面结构臃肿，无用之废字虚词太多，虽镂金错采、雕缋满眼，技巧毕竟拙劣，实属“文”有余而“质”不足。嗣后魏晋相袭以至南北朝，许多文字家、大诗人，如鲍照、潘岳、谢灵运、谢惠连、庾信等，都花费了不少气力来创作这类离合体诗，遂致离合之风充斥文坛，弥漫朝野，直到隋唐才有所改观。
此间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捷悟》中，给我们留下了曹操与杨修竞猜曹娥碑阴隐语的故事，而这则据说是由东汉文学家蔡邕题写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寓“绝、妙、好、辞”四字的隐语，虽表面仍用离合，实际已是采取拆离后的字义相扣了。是故，曹娥碑隐语被后代推许为文义谜之宗。 (刘义庆《世说新语》载：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离合体隐语在汉魏时期，大多是隐寓数字组成的一句词语，但南朝宋鲍照却以骈体文形式，一篇只隐射一字，象他的“井”字谜：“二形一体，四支八头，一八五八，飞泉仰流。”前三句离合含象形，后一句融会字义，简捷明了，开字谜创作先河，论史者多以“鲍照首创字谜”视之。 “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群子嘲隐，化为谜语。”刘勰此言表明隐语入魏后，已渐渐失去了类似“优孟衣冠”的谐隐进谏功能，而转化为文人有意识创作的、具有游戏和启智功能的谜语。南朝鲍照给“谜”字定名，“谜语”一词就开始包括“文义谜”和“事物谜”这两大类内容了。至于事物谜，六朝时便已有艺术水平不愧于当代的佳作，这也旁证了当代事物谜——即今所谓不含灯谜在内的“谜语”，无法再有艺术进境的说法。
且看《南史·高爽传》中记载的模拟“鼓”的事物谜：
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长，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讵央。
与后世人纷纷仿制的一些“鼓”谜一样，此谜充分突出了“鼓”的特征，且寓意深刻，嘲讽到家。隋唐以降，谜语与诨语、歇后语、寓言、传奇、诙谐(笑话)、反语等文艺样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各体纷陈。这个时期谜语的创制特征和对谜艺发展的主要贡献有如下四点：
其一，离合体基本因袭南北朝思路和技巧，但由于时代文风去绮靡而转朴实，谜面文辞已极少铺设虚陈，而趋于简洁明快了。如五代严子休《桂苑丛谈》所载之“合寺苟卒”谜：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会友，偶云：“倾年在京，权寄青龙寺日，见有客曾访寺僧，届宾署主者，匆遽不暇留连。翌日复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时又来，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笔题门而去。词曰：“龛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能详，独有一沙弥能解之。众问其由，则曰：“龛龙去矣，乃合字也；时日隐西，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逊之言，辱吾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无踪由。
其二，因当时习尚，动辄以词相嘲讽，而使谜中谐谑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上例以及《唐书·贺知章传》载明皇赐知章子名“孚”(由“爪子”二字组成)、《朝野佥载》中载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之姓为“足下配马乃作驴”，卢反嘲“狄”字为“犬旁有火，乃是煮熟狗”等等，不胜枚举。
其三，隋朝机敏之士侯白以“孔子”之“子”别义作“树种子”，首开字义别解之法。事见《太平广记》引《启颜录》：
隋侯白尝与仆射杨素并马言话，路旁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道理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曰：“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着，即当自活。”素曰：“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回，谐音作“槐”。)
其四，唐李公佐《谢小娥传》中，首次写入谶语式的谜语“车中猴，门东草”，并以此谜为线索贯穿故事情节。此谜为明清灯谜与小说的结合，作了良好的尝试。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发展，到隋唐五代，谜语已初步形成了拆字、离合、会意、谐音、别解等创作技法，谜面闲字剩义日见减少，扣合也渐近生动贴切，为两宋时期“灯谜”的诞生，铺下了坚实而平坦的基石。
二、北宋到明朝——不断趋于完备的灯谜艺术
“灯谜”有广、狭二义。广义凡有二指：一指所有可以贴灯供人猜射的谜语，包括文义谜和事物谜；一指含离合隐语在内的、以任何文学样式作载体的所有文义谜。狭义亦有二说：一说系自宋代起才产生的，可供贴灯悬猜的文义谜，这是狭义中之较宽泛者；二说仅系明季以后逐渐自成体系，直至清中叶才定型的文义谜，这是就艺术特征着眼、狭中之狭的说法。我们取二者之长，一方面把北宋以来(从时间上客观界定)可供猜射使用和作为艺术欣赏、以任何文学样式为载体的所有文义谜，都叫做“灯谜”；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历史发展眼光，按照它本身艺术体型的完善过程，在每个时期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尽管这样做带有艺术欣赏的主观色彩。
赵宋立国以后，年丰物阜，国事升平。太宗乾德(公元963-968年)中下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庭无事，区宇爻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市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宋·王铚《燕翼贻谋录》)徽宗宣和间，更从腊月初一起，至正月十五夜止，谓之“豫赏元宵”(详宋·无名氏《宣和遗事》)。如此延长节日欢庆的时间，扩大节日欢庆的规模，这就给谜语走向街头与灯彩结合，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宵》记云：“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其余卖药、卖卜、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周密《武林旧事·元夕灯品》更云：“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乃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可见即便是高宗南渡、偏安江左之后，亦由于联元灭金，旧敌已去，新衅未成，燕雀处堂，无复远虑，而致元夕放灯，益趋靡丽，大大加速了灯谜艺术形成期的到来。
两宋之谜，通过灯谜与灯彩的结合而向民间普及，从而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在内容与创作技巧上也有所突破。这时的作品已基本摆脱了谶语的束缚，离合也更进一步与会意相融合。同时谜面已精炼简明，事理通达，且富文采意趣了。
“隐语化而为谜，至苏黄而极盛。”(语出明·郎瑛《七修类稿》)由于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秦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高层次知识分子的参加创作，宋代谜事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东坡谜除以“研犹有石，岘更无山；姜女既去，孟子不还”扣“砚盖”外，尚有如“生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猜“臝”字，简洁明快，虚字几近于无。
王安石传世之谜较多，极为象形、巧思卓异者如：“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县，三个入州；在村里的只在村里，在市头的只在市头”猜“、”(古“主”字)，“寒”下两个“、”，“热”里四个“、”；“縣”下四个“、”，“州”中三个“、”；“村”中部为“、”，“市”头部也为“、”！
宋时文人墨客之间的相互“对谜”亦别有一番情趣，这当然是在汉代东方朔与郭舍人所对“蚊”谜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如宋时彭乘《续墨客挥犀》所载之“日”字对谜：
王荆公戏作谜语：“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以示好友吕吉甫。吉甫解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更除脊梁骨，便是这个谜。”
自宋代起，如以人名作谜材，如《檐曝偶谈》载无名氏之诗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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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佯醉索人扶， 贾岛(假倒)
露出胸前白玉肤。 李白(里白)
走入帐中寻不见， 罗隐
任他风水满江湖。 潘阆(拚浪)
谜面四句诗意连贯，谜底拢义贴切，很有些清季“艳体谜”的味道，只是运用谐音太多，亦时代风气使然。
在中国灯谜发展史上，两宋时代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灯谜”之实体在此际诞生，各种文义谜、离合体谜、诗谜等，通过悬灯猜射，在民间广泛地交流，艺术上得以进步和提高。但这时期的“灯谜”尚未能发展到成为“文义谜”之专称的阶段。凡上灯的谜，无论是文人书斋中的雅制，抑或是民间无名氏的口头谜，均可叫做“灯谜”。
元季国祚甚短，谜事虽盛，然史载无多。其时谜作除达鲁花赤八剌脱国公有“图”、“毕”二字谜外，尚有诗人萨都剌所制“伞”谜一则，见于《雁门集》中：
开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新竹。
日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
晴天却阴阴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
但操大柄掌在手，覆尽东南西北行。
将伞的形状、特征、功用描写殆尽，且寓意深长，堪称诗与谜语这两种文艺样式相融一体的佳构。
到了明代，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导致市民业余文化需求益加迫切，元夕灯谜之风更盛于往昔。明代刘侗《帝景景物略·春场》云：“正月八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有以诗隐物幌于寺观壁者，曰商谜。”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熙朝乐事》亦云：“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猜灯。”在绍兴一地，据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于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灯一，俗曰‘悬灯’，画四书、千家诗故事，或写灯谜，环立而猜射之。”明代李开先存《诗禅·后序》中更对灯谜活动作了详细阐述：“河朔、广川、江右、山东西，无不尚者，而两浙、三吴为盛。……冬初十、夏四月二日及端阳、秋空贯孤及七夕，一年四社，俱可举行，不但元宵之节令而已。”
一些历史演义、志怪传奇、社会民情小说作家们，相继把谜写进他们的长篇巨著中去，既增强了作品的知识性、趣味性及对读者的吸引力，又切实反映了灯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之大。如元末明初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以及稍后的吴承恩之《西游记》等，均写入了谶语或隐语式的谜语。在明后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一批市民文学的代表——拟话本小说中，冯梦龙、凌蒙初等人改编、创作的谜语通俗易懂，极富民间气息，因而广为流传。现将冯氏《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一则文义谜略作剖析：
强爷胜祖有施为，凿壁偷光夜读书；缝线路中常忆母，老翁终日倚门闾
(古人名四)孙权、孔明、子思、太公望
谜底一名分扣谜面一句，拢意允洽，构思巧妙，并且已能充分利用谜底字义别解之法。历代谜语之专著颇不匮乏，然明代以前的，诸如列入《汉书·艺文志》的《隐书十八篇》，宋皇皊间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合写的《文戏集》，金章宗撰的《百斛珠》，元代伶官刘子才编的《才人隐语》等俱已散佚无存，唯明季部分收编灯谜的书籍尚能为后世所窥见，比如张云龙之《广社》、无名氏之《新奇灯谜》、冯梦龙之《黄山谜》等。同时，更为可喜的是，继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置《谐隐》专篇论谜后，明代又出现了郎瑛《七修类稿》之《隐语》、《谜序文》两篇专论，以及时称“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之《诗禅》这部辑录谜兼论述谜的专著。
兹撮《诗禅》中几则谜作以观之：
1. 八(常言) 两下里做人难
2. 咬破袈裟僧舍鼠(古人名) 商山四皓(伤衫寺耗)
3. 搽粉面有名有姓，身穿着绿袄红裙，出门来摇摇摆摆，兀的不引了人魂 (猜一物) 铭旌
4. 头上皆为水，胸中总是愁；口边虽要吃，眼下渺难求(唐人绝句一首)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 气球抛在江心里(常言) 空团圆不能到底
其中第3则系事物谜；第4则如可倒置以标谜目，勉强算是一则无别解的会意体文义谜；第2则属有格不欲标明的谐音类文义谜；第5则则介乎谜与歇后语之间；只有第1则才是符合清中叶以后形成艺术体型的灯谜作品。同时期的谜籍，如《黄山谜》、《山中一夕话》等载谜之类型也大率如此。至如《春灯谜传奇》所载阮大钺之“不是竹筒没右边，还是驴儿没左边；阁下右眼长松时，小姐樱唇不见得圆”，射人名“司马相如”之谜，构面意义之荒诞，离合技巧之拙劣，适足令人喷饭，可与明季大量优秀灯谜作品作一典型的反比。
当代治谜史者，一般认为谜事发展至明代，发生了质的变化，灯谜从谜语中派生出来，分支立户，自成体系。其根据，一为明代出现了能成为专以文义为谜的专用名词——“灯谜”，二为自明代起产生了谜底文字允许作音、形和位置变化的“谜格”。我们则认为：虽然“灯谜”一词在上引之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馀》、明代张岱撰《陶庵梦忆》等笔记书籍中出现，虽然明季已有如《新奇灯谜》之类以“灯谜”命名的专门谜集，但当时的文人、谜家们却并无将灯谜作为文义谜专称的意识和要求，“灯谜”的含义仍只是“可以贴灯供人猜射的谜语”。即如明代无名氏辑《新奇灯谜》及明末谜学大宗师黄周星撰《廋辞四十笺》中，照样有“有口无言能劝客”猜“酒瓶”、“忽然冷、忽然热；冷时头上暖烘烘，热时耳边声戚戚”猜“貂蝉”这样的准事物谜和分述“貂”、“蝉”两事物特征的事物谜；谜格之始作俑者当在北宋时，元、明两代只是做增置和改革的工作而已。因为李开先《诗禅》前后序中已经说到：“而王荆公(安石)则据一段幽闲之地，偃五尺兆吉之莎，分为坐占鸥沙、眠分犊草二格。元僧本中峰又以雪隐鹭鸶、柳藏鹦鹉、月轮穿海、竹影扫阶，分为四格。”在当时，“格有照影、卷帘、跳涧、三翻、独脚、上四下三、上三下四、寿星头、金刚脱靴之类。”因而，明末扬州马苍山在研究整理大量灯谜的基础上，借鉴古代诗歌的格律，首创《广陵十八格》这一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但是，自宋以来由于谜格的不断产生，特别是经过明代的整理后初步定格，对于文义谜的迅速向纵深发展，对于后世区别事物谜语与灯谜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谜语，无疑是起着较大作用的。
明初谜家贺从善曾编有《千文虎》一书(原书已失传)，据郎瑛《七修类稿》中所收《千文虎序》云：
…… 翌日踵门袖出一书，面书《自知风月》，乃问余曰：“此四字云何?”余解之曰：“即独脚虎儿。”曰：“何以颜兹名?”余曰：“尝闻先辈云，更作三句已成诗。惜乎独有一句，更难于谜，故曰独脚虎。”
此“独脚虎”系何种体例之谜?当代出版的《中华谜语大辞典》“谜史”部分释云：近人认为独脚虎即今之北派谜异名，其要素有四：一是七言诗一句，具诗的格律，平仄协调；二是不能用现成的古今诗句；三是无谜格，有之亦化在谜中；四是禁用俗字俗句。
贺从善之《千文虎》原书虽无缘得见，但我们可以从现仍存世的明代谜集中略窥当时“独脚虎”的风采：
玉门山气连天远(古人名)关云长 ――载《广社》
慵妆蛾黛少张郎(曲牌名)懒画眉 ――载《新奇灯谜》
这两则谜均与民国初年至今的“北派谜”大体相符。由此或可推断，这种规整划一的面句及其扣合方法，对拉开文义谜与多句式的事物谜之间距离，使文义谜的谜面更加简约含蓄，从而真正“分支立户，自成体系”而升华为“灯谜”，倒是的的确确起到一种推动、影响作用的。此外，明季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徐渭之《徐文长逸稿》中存有两则字谜很是值得玩味：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字)佯
先写了一撇，后写了一画(字)孕
前者有意借《孟子》句做谜面，开了近代南宗灯谜成句配面的先河；后者浅白机巧，堪为现时海派通俗灯谜的宗祖。从谜作风格源流的角度来观照，或亦可说：自明代起，有一部分的文义谜已经呈现出“分支立户，自成体系”的征兆。
在华夏群芳荟萃、异彩纷呈的文艺百花园里，有这样一朵小花：虽仅三两片花瓣，不见浓妆艳抹、娇媚迎人，但却散发着一股迷人心神的幽幽清香；她顶几颗晶莹的露珠，似在初受晨风沐溉，其实早已深深植根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经历代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嫁接施肥、芟草剪榛，以至枝繁叶茂、馨香四溢。
这便是中国人所独有、汉文化所独有的灯谜艺术之花。
中国的古典文学艺术，无论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还是韶乐、国画、京剧、楹联，千百年来，各有其一段腾踔发越的辉煌时期，也各有其胚珠、发轫以至落伍、式微的嬗变过程。当然，这也包括以后的流风余被、瓜迭绵绵。值得为灯谜艺术这一国粹庆幸的是，她既古老而又年轻——她基本成型于宋代、体格完备于清朝中叶、造诸艺术顶峰于当代。
一、从廋辞隐语到文义谜——灯谜发展的漫长路程
有人从灯谜“曲折隐意”这一大特征推算起，将谜的萌生追溯至上古时期的民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说它隐喻了制作弹弓以猎取野兽的事体，属隐语性质。如果经由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而流传至今的这首《弹歌》确系黄帝时代产物的话，那么，它便成了诗歌的源头、文学的鼻祖。今天的灯谜、楹联，以及其它文艺体裁，从中发幽探微、追根寻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认为，根据现有古籍史料考察的结果，灯谜艺术的前身无异经过了先秦隐语廋辞、汉魏六朝离合以至隋唐谜语这样长时期的演变、进化的发展过程。
先秦隐语较早见诸《左传》，一是公元前597年发生的“麦趜河鱼”，一是前482年发生的“呼庚呼癸”。稍迟还有《史记》所载公元前375年的“大鸟止庭”、《战国策》所载公元前321年的“海大鱼”等隐语故事。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还无社与司马卯言(还无社，萧国大夫；司马卯，楚国大夫)，号申叔展(号，呼号；申叔展，亦楚国大夫)。叔展曰：“有麦趜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 (麦趜、山鞠穷均系御寒药物)“河鱼腹疾奈何?”(如河鱼久在水中则生腹疾，比喻无御寒湿之药当生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眢井：枯瞎之废井。申叔展暗示还无社躲于废井之中)这是申叔展在战争关头，用隐语解救敌国好友还无社的故事。
据《史记·滑稽列传》言：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就淳于髡成功地运用隐语进谏，使齐威王发愤治国的一例。
可见，此时的隐语明显具有密言、谲谏、测智等社会功用，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恰到好处地总结出隐语的特征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同时又给隐语下了这样的结论：“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然而，这种以口头表达的隐意语言，缺陷就在于它必须以特定的人和事为对象，因人因事而设置，离开了特定氛围，其“隐”就不能成立。并且，不论是以物喻意，抑或是以情说理，都带有非常强的情节限制与时间限制。时过境迁，“隐”的作用便自然消失。
至于先秦廋辞，因《国语·晋语》中只提到“秦客廋辞于朝”之事，而对廋辞的具体内容却语焉不详。据三国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南宋周密《齐东野语》亦认为：“古之所谓廋辞，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故将廋辞当作隐语是可信的。
总之，隐语廋辞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只是作为一种很技巧的传事达理的手段，故而有“言”无“文”，还不能成为具备文辞情采的文学艺术样式。究属此后四五百年，荀卿以赋这类通行文体隐寓事物，方使隐语逐渐走向了文学化。
战国末期荀卿的赋体隐语，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其中尤以《蚕》赋最富代表性：有物于此，蠡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欤?屡化而不寿者欤?善壮而拙老者欤?有父母而无牝牡者欤?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此赋铺叙了“蚕”的生存特性、蚕丝的功用以及人们对蚕的评价，已初步具备了后世谜语的雏形，只是文字尚欠精炼，且又在文末“自报家门”，无意与人猜射而已。这篇赋的文学价值不高，但就谜史而论，它的从隐语向谜语过渡的桥梁作用却十分显著，故而刘勰评论道：“纤巧以异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到了汉代，以智慧人物东方朔为代表的一群文人术士，又把赋体隐语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但在赋的文字上下功夫，令其日见浓缩、蕴藉，而且在赋中更加明确猜射的要求，使之逐步向娱乐消遣靠近。如北宋李窻等所编《太平广记》中，记载东方朔与郭舍人互相射隐的内容。郭先出隐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东方朔则以同底隐语作答：“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扪。臣朔遇戆，名之曰蚊。”
这种隐语的内容和形式已颇接近后世的谜语了，虽然那时的“谜”尚处在孕育之中。
汉魏六朝，盛行离合隐语。“离合”，系利用中国方块字的独特构造，将字的笔划进行一番拆离拼合。《文心雕龙·明诗》“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是说由于汉人笃信图谶，因而利用字体的离合，以谶语式的隐语出之，借作政治预言。如汉末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把“董卓”二字离合作“千里草”与“十日卜”的。这种谶语式的离合隐语充满了迷信色彩，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向。而像东汉袁康和孔融各自传世的离合隐语，则是将姓名离合为四言诗，使离合增添了文学色彩——这也是刘勰不把离合写进《谐隐》篇，而列入《明诗》篇的主要原因。
兹举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记“鲁国孔融文举”六字《郡姓名字诗》为例：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驰张。
(简注：“渔”匿“水”为“鱼”；“时”出“寺”为“日”。合“鱼”、“日”成“鲁”字)
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
(简注：“吕”掩阖一“口”，尚余一“口”；“域”无“土”为“或”。合“口”、“或”组成“国”字)
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
(简注：“好”藏“女”余“子”；“截”逝“隼”并逝去“鹰”头“广”之笔划，余近勾状。“子”与勾状相拼成“孔”字)
六翮将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俾它可忘。
(简注：“翮”盖“羽”为“鬲”；“蛇”忘“它”为“虫”。合“鬲”、“虫”成“融”字)
玟璇隐曜，美玉韬光。
(简注：“玟”离“玉”乃“文”字)
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
(简注：“誉”放掉“言”是“兴”；“按”去掉“安”为“手”；合“兴”、“手”成“举”字)
此类离合体诗，运用了汉字形态可变的特点，对先秦隐语以字取义的喻意法而言，诚为一大突破，也为隐语转化为谜，以及后世沿用于灯谜的“离合法”，开辟了一条新路。
不过，按照现代谜的艺术标准去衡量，离合体式的隐语大多题面结构臃肿，无用之废字虚词太多，虽镂金错采、雕缋满眼，技巧毕竟拙劣，实属“文”有余而“质”不足。嗣后魏晋相袭以至南北朝，许多文字家、大诗人，如鲍照、潘岳、谢灵运、谢惠连、庾信等，都花费了不少气力来创作这类离合体诗，遂致离合之风充斥文坛，弥漫朝野，直到隋唐才有所改观。
此间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捷悟》中，给我们留下了曹操与杨修竞猜曹娥碑阴隐语的故事，而这则据说是由东汉文学家蔡邕题写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寓“绝、妙、好、辞”四字的隐语，虽表面仍用离合，实际已是采取拆离后的字义相扣了。是故，曹娥碑隐语被后代推许为文义谜之宗。 (刘义庆《世说新语》载：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离合体隐语在汉魏时期，大多是隐寓数字组成的一句词语，但南朝宋鲍照却以骈体文形式，一篇只隐射一字，象他的“井”字谜：“二形一体，四支八头，一八五八，飞泉仰流。”前三句离合含象形，后一句融会字义，简捷明了，开字谜创作先河，论史者多以“鲍照首创字谜”视之。 “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群子嘲隐，化为谜语。”刘勰此言表明隐语入魏后，已渐渐失去了类似“优孟衣冠”的谐隐进谏功能，而转化为文人有意识创作的、具有游戏和启智功能的谜语。南朝鲍照给“谜”字定名，“谜语”一词就开始包括“文义谜”和“事物谜”这两大类内容了。至于事物谜，六朝时便已有艺术水平不愧于当代的佳作，这也旁证了当代事物谜——即今所谓不含灯谜在内的“谜语”，无法再有艺术进境的说法。
且看《南史·高爽传》中记载的模拟“鼓”的事物谜：
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长，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讵央。
与后世人纷纷仿制的一些“鼓”谜一样，此谜充分突出了“鼓”的特征，且寓意深刻，嘲讽到家。隋唐以降，谜语与诨语、歇后语、寓言、传奇、诙谐(笑话)、反语等文艺样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各体纷陈。这个时期谜语的创制特征和对谜艺发展的主要贡献有如下四点：
其一，离合体基本因袭南北朝思路和技巧，但由于时代文风去绮靡而转朴实，谜面文辞已极少铺设虚陈，而趋于简洁明快了。如五代严子休《桂苑丛谈》所载之“合寺苟卒”谜：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会友，偶云：“倾年在京，权寄青龙寺日，见有客曾访寺僧，届宾署主者，匆遽不暇留连。翌日复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时又来，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笔题门而去。词曰：“龛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能详，独有一沙弥能解之。众问其由，则曰：“龛龙去矣，乃合字也；时日隐西，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逊之言，辱吾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无踪由。
其二，因当时习尚，动辄以词相嘲讽，而使谜中谐谑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上例以及《唐书·贺知章传》载明皇赐知章子名“孚”(由“爪子”二字组成)、《朝野佥载》中载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之姓为“足下配马乃作驴”，卢反嘲“狄”字为“犬旁有火，乃是煮熟狗”等等，不胜枚举。
其三，隋朝机敏之士侯白以“孔子”之“子”别义作“树种子”，首开字义别解之法。事见《太平广记》引《启颜录》：
隋侯白尝与仆射杨素并马言话，路旁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道理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曰：“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着，即当自活。”素曰：“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回，谐音作“槐”。)
其四，唐李公佐《谢小娥传》中，首次写入谶语式的谜语“车中猴，门东草”，并以此谜为线索贯穿故事情节。此谜为明清灯谜与小说的结合，作了良好的尝试。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发展，到隋唐五代，谜语已初步形成了拆字、离合、会意、谐音、别解等创作技法，谜面闲字剩义日见减少，扣合也渐近生动贴切，为两宋时期“灯谜”的诞生，铺下了坚实而平坦的基石。
二、北宋到明朝——不断趋于完备的灯谜艺术
“灯谜”有广、狭二义。广义凡有二指：一指所有可以贴灯供人猜射的谜语，包括文义谜和事物谜；一指含离合隐语在内的、以任何文学样式作载体的所有文义谜。狭义亦有二说：一说系自宋代起才产生的，可供贴灯悬猜的文义谜，这是狭义中之较宽泛者；二说仅系明季以后逐渐自成体系，直至清中叶才定型的文义谜，这是就艺术特征着眼、狭中之狭的说法。我们取二者之长，一方面把北宋以来(从时间上客观界定)可供猜射使用和作为艺术欣赏、以任何文学样式为载体的所有文义谜，都叫做“灯谜”；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历史发展眼光，按照它本身艺术体型的完善过程，在每个时期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尽管这样做带有艺术欣赏的主观色彩。
赵宋立国以后，年丰物阜，国事升平。太宗乾德(公元963-968年)中下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庭无事，区宇爻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市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宋·王铚《燕翼贻谋录》)徽宗宣和间，更从腊月初一起，至正月十五夜止，谓之“豫赏元宵”(详宋·无名氏《宣和遗事》)。如此延长节日欢庆的时间，扩大节日欢庆的规模，这就给谜语走向街头与灯彩结合，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宵》记云：“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其余卖药、卖卜、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周密《武林旧事·元夕灯品》更云：“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乃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可见即便是高宗南渡、偏安江左之后，亦由于联元灭金，旧敌已去，新衅未成，燕雀处堂，无复远虑，而致元夕放灯，益趋靡丽，大大加速了灯谜艺术形成期的到来。
两宋之谜，通过灯谜与灯彩的结合而向民间普及，从而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在内容与创作技巧上也有所突破。这时的作品已基本摆脱了谶语的束缚，离合也更进一步与会意相融合。同时谜面已精炼简明，事理通达，且富文采意趣了。
“隐语化而为谜，至苏黄而极盛。”(语出明·郎瑛《七修类稿》)由于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秦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高层次知识分子的参加创作，宋代谜事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东坡谜除以“研犹有石，岘更无山；姜女既去，孟子不还”扣“砚盖”外，尚有如“生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猜“臝”字，简洁明快，虚字几近于无。
王安石传世之谜较多，极为象形、巧思卓异者如：“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县，三个入州；在村里的只在村里，在市头的只在市头”猜“、”(古“主”字)，“寒”下两个“、”，“热”里四个“、”；“縣”下四个“、”，“州”中三个“、”；“村”中部为“、”，“市”头部也为“、”！
宋时文人墨客之间的相互“对谜”亦别有一番情趣，这当然是在汉代东方朔与郭舍人所对“蚊”谜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如宋时彭乘《续墨客挥犀》所载之“日”字对谜：
王荆公戏作谜语：“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以示好友吕吉甫。吉甫解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更除脊梁骨，便是这个谜。”
自宋代起，如以人名作谜材，如《檐曝偶谈》载无名氏之诗谜云：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a8e2d50100hwyw.html) - 【肖耳文摘】中国灯谜艺术溯源（上）_阿蚌_新浪博客
佳人佯醉索人扶， 贾岛(假倒)
露出胸前白玉肤。 李白(里白)
走入帐中寻不见， 罗隐
任他风水满江湖。 潘阆(拚浪)
谜面四句诗意连贯，谜底拢义贴切，很有些清季“艳体谜”的味道，只是运用谐音太多，亦时代风气使然。
在中国灯谜发展史上，两宋时代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灯谜”之实体在此际诞生，各种文义谜、离合体谜、诗谜等，通过悬灯猜射，在民间广泛地交流，艺术上得以进步和提高。但这时期的“灯谜”尚未能发展到成为“文义谜”之专称的阶段。凡上灯的谜，无论是文人书斋中的雅制，抑或是民间无名氏的口头谜，均可叫做“灯谜”。
元季国祚甚短，谜事虽盛，然史载无多。其时谜作除达鲁花赤八剌脱国公有“图”、“毕”二字谜外，尚有诗人萨都剌所制“伞”谜一则，见于《雁门集》中：
开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新竹。
日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
晴天却阴阴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
但操大柄掌在手，覆尽东南西北行。
将伞的形状、特征、功用描写殆尽，且寓意深长，堪称诗与谜语这两种文艺样式相融一体的佳构。
到了明代，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导致市民业余文化需求益加迫切，元夕灯谜之风更盛于往昔。明代刘侗《帝景景物略·春场》云：“正月八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有以诗隐物幌于寺观壁者，曰商谜。”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熙朝乐事》亦云：“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猜灯。”在绍兴一地，据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于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灯一，俗曰‘悬灯’，画四书、千家诗故事，或写灯谜，环立而猜射之。”明代李开先存《诗禅·后序》中更对灯谜活动作了详细阐述：“河朔、广川、江右、山东西，无不尚者，而两浙、三吴为盛。……冬初十、夏四月二日及端阳、秋空贯孤及七夕，一年四社，俱可举行，不但元宵之节令而已。”
一些历史演义、志怪传奇、社会民情小说作家们，相继把谜写进他们的长篇巨著中去，既增强了作品的知识性、趣味性及对读者的吸引力，又切实反映了灯谜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之大。如元末明初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以及稍后的吴承恩之《西游记》等，均写入了谶语或隐语式的谜语。在明后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一批市民文学的代表——拟话本小说中，冯梦龙、凌蒙初等人改编、创作的谜语通俗易懂，极富民间气息，因而广为流传。现将冯氏《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一则文义谜略作剖析：
强爷胜祖有施为，凿壁偷光夜读书；缝线路中常忆母，老翁终日倚门闾
(古人名四)孙权、孔明、子思、太公望
谜底一名分扣谜面一句，拢意允洽，构思巧妙，并且已能充分利用谜底字义别解之法。历代谜语之专著颇不匮乏，然明代以前的，诸如列入《汉书·艺文志》的《隐书十八篇》，宋皇皊间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合写的《文戏集》，金章宗撰的《百斛珠》，元代伶官刘子才编的《才人隐语》等俱已散佚无存，唯明季部分收编灯谜的书籍尚能为后世所窥见，比如张云龙之《广社》、无名氏之《新奇灯谜》、冯梦龙之《黄山谜》等。同时，更为可喜的是，继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置《谐隐》专篇论谜后，明代又出现了郎瑛《七修类稿》之《隐语》、《谜序文》两篇专论，以及时称“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之《诗禅》这部辑录谜兼论述谜的专著。
兹撮《诗禅》中几则谜作以观之：
1. 八(常言) 两下里做人难
2. 咬破袈裟僧舍鼠(古人名) 商山四皓(伤衫寺耗)
3. 搽粉面有名有姓，身穿着绿袄红裙，出门来摇摇摆摆，兀的不引了人魂 (猜一物) 铭旌
4. 头上皆为水，胸中总是愁；口边虽要吃，眼下渺难求(唐人绝句一首)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 气球抛在江心里(常言) 空团圆不能到底
其中第3则系事物谜；第4则如可倒置以标谜目，勉强算是一则无别解的会意体文义谜；第2则属有格不欲标明的谐音类文义谜；第5则则介乎谜与歇后语之间；只有第1则才是符合清中叶以后形成艺术体型的灯谜作品。同时期的谜籍，如《黄山谜》、《山中一夕话》等载谜之类型也大率如此。至如《春灯谜传奇》所载阮大钺之“不是竹筒没右边，还是驴儿没左边；阁下右眼长松时，小姐樱唇不见得圆”，射人名“司马相如”之谜，构面意义之荒诞，离合技巧之拙劣，适足令人喷饭，可与明季大量优秀灯谜作品作一典型的反比。
当代治谜史者，一般认为谜事发展至明代，发生了质的变化，灯谜从谜语中派生出来，分支立户，自成体系。其根据，一为明代出现了能成为专以文义为谜的专用名词——“灯谜”，二为自明代起产生了谜底文字允许作音、形和位置变化的“谜格”。我们则认为：虽然“灯谜”一词在上引之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馀》、明代张岱撰《陶庵梦忆》等笔记书籍中出现，虽然明季已有如《新奇灯谜》之类以“灯谜”命名的专门谜集，但当时的文人、谜家们却并无将灯谜作为文义谜专称的意识和要求，“灯谜”的含义仍只是“可以贴灯供人猜射的谜语”。即如明代无名氏辑《新奇灯谜》及明末谜学大宗师黄周星撰《廋辞四十笺》中，照样有“有口无言能劝客”猜“酒瓶”、“忽然冷、忽然热；冷时头上暖烘烘，热时耳边声戚戚”猜“貂蝉”这样的准事物谜和分述“貂”、“蝉”两事物特征的事物谜；谜格之始作俑者当在北宋时，元、明两代只是做增置和改革的工作而已。因为李开先《诗禅》前后序中已经说到：“而王荆公(安石)则据一段幽闲之地，偃五尺兆吉之莎，分为坐占鸥沙、眠分犊草二格。元僧本中峰又以雪隐鹭鸶、柳藏鹦鹉、月轮穿海、竹影扫阶，分为四格。”在当时，“格有照影、卷帘、跳涧、三翻、独脚、上四下三、上三下四、寿星头、金刚脱靴之类。”因而，明末扬州马苍山在研究整理大量灯谜的基础上，借鉴古代诗歌的格律，首创《广陵十八格》这一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但是，自宋以来由于谜格的不断产生，特别是经过明代的整理后初步定格，对于文义谜的迅速向纵深发展，对于后世区别事物谜语与灯谜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谜语，无疑是起着较大作用的。
明初谜家贺从善曾编有《千文虎》一书(原书已失传)，据郎瑛《七修类稿》中所收《千文虎序》云：
…… 翌日踵门袖出一书，面书《自知风月》，乃问余曰：“此四字云何?”余解之曰：“即独脚虎儿。”曰：“何以颜兹名?”余曰：“尝闻先辈云，更作三句已成诗。惜乎独有一句，更难于谜，故曰独脚虎。”
此“独脚虎”系何种体例之谜?当代出版的《中华谜语大辞典》“谜史”部分释云：近人认为独脚虎即今之北派谜异名，其要素有四：一是七言诗一句，具诗的格律，平仄协调；二是不能用现成的古今诗句；三是无谜格，有之亦化在谜中；四是禁用俗字俗句。
贺从善之《千文虎》原书虽无缘得见，但我们可以从现仍存世的明代谜集中略窥当时“独脚虎”的风采：
玉门山气连天远(古人名)关云长 ――载《广社》
慵妆蛾黛少张郎(曲牌名)懒画眉 ――载《新奇灯谜》
这两则谜均与民国初年至今的“北派谜”大体相符。由此或可推断，这种规整划一的面句及其扣合方法，对拉开文义谜与多句式的事物谜之间距离，使文义谜的谜面更加简约含蓄，从而真正“分支立户，自成体系”而升华为“灯谜”，倒是的的确确起到一种推动、影响作用的。此外，明季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徐渭之《徐文长逸稿》中存有两则字谜很是值得玩味：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字)佯
先写了一撇，后写了一画(字)孕
前者有意借《孟子》句做谜面，开了近代南宗灯谜成句配面的先河；后者浅白机巧，堪为现时海派通俗灯谜的宗祖。从谜作风格源流的角度来观照，或亦可说：自明代起，有一部分的文义谜已经呈现出“分支立户，自成体系”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