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谜是中国传统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集文化、艺术与智慧于一体，它有许多别称，如“廋辞”“隐语”“文虎”等。灯谜的起源是民间谜语，它和民间的谜语是有区别的。民间谜语除了少量字谜外，多数是以事物的特征来隐射的，主要着眼于事物的形体、性能、动作等特征。民间谜语运用拟人、夸张、比喻等手法来描绘谜底，从而达到隐射的目的。但是后来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开始介入，在总结民间谜语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汉字的一字多义、一字多音等特点，运用别解手法来制作“文义谜”（主要着眼于猜射对象的名称）；文义谜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灯谜。
在灯谜发展史上，有一个湖州人贡献很大的，他就是苕南布衣费源。他所著的《玉荷隐语》在中国灯谜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玉荷隐语》一书是费源本人的创作谜集，收录了105则灯谜作品。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印刷时采取了一页一谜的方式，一页之中正面为谜面、背面即为该谜谜底，并将谜底纳于一幅与该谜相关的图画中，真是谜中有画，画中有谜。在《玉荷隐语》中，费源关于灯谜作品创作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中国谜界的许多人奉为守则，比如他提出“以成句猜成句，若一字近赘，便成白璧微瑕”，意即在创作灯谜作品时，谜面与谜底要扣合紧密，忌空泛，务必使底面之意要尽拢谜中。再如，他在《玉荷隐语》自序中又提出作谜不可“寄意过深”“引喻太直”；不可“泛扯”、强凑”。而对于这本书，后来的谜界人士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清末民初著名谜家张郁庭称是此书“选择精审,为一代名作”，民国谜家韩英麟也表达了对费源及《玉荷隐语》的景仰——“黄绢辞新劳索隐,瓣香都事费苕南”；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原主任闻春桂则认为《玉荷隐语》在灯谜作品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自觉与审美诉求。
《玉荷隐语》一书的版本颇多，它最早出版于清朝乾隆庚子年春（1780年），且面世时是以巾箱本的形式出现的（后附费源汇集“诸同人”之灯谜作品集《群珠集》），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所以说，巾箱本就是古人的袖珍本。而在《玉荷隐语》的众多版本中，有一个版本比较特殊，就是道光年间的殿版内府呈览本，此版本开本小巧、纸墨莹净、刻印俱佳、装帧考究。而著名学者胡适也曾与《玉荷隐语》一书有过交集。 1929年春节（大年初一2月10日），胡适将自己收藏的《玉荷隐语》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祖籍湖州的好友任鸿隽及其妻陈衡哲夫妇，以纪念他们三人“当年做谜猜谜的乐事”。
清代手绘抄《玉荷隐语》之一页胡适赠给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之《玉荷隐语》一书之扉页
据湖州日报 吴永祥
在灯谜发展史上，有一个湖州人贡献很大的，他就是苕南布衣费源。他所著的《玉荷隐语》在中国灯谜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玉荷隐语》一书是费源本人的创作谜集，收录了105则灯谜作品。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印刷时采取了一页一谜的方式，一页之中正面为谜面、背面即为该谜谜底，并将谜底纳于一幅与该谜相关的图画中，真是谜中有画，画中有谜。在《玉荷隐语》中，费源关于灯谜作品创作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中国谜界的许多人奉为守则，比如他提出“以成句猜成句，若一字近赘，便成白璧微瑕”，意即在创作灯谜作品时，谜面与谜底要扣合紧密，忌空泛，务必使底面之意要尽拢谜中。再如，他在《玉荷隐语》自序中又提出作谜不可“寄意过深”“引喻太直”；不可“泛扯”、强凑”。而对于这本书，后来的谜界人士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清末民初著名谜家张郁庭称是此书“选择精审,为一代名作”，民国谜家韩英麟也表达了对费源及《玉荷隐语》的景仰——“黄绢辞新劳索隐,瓣香都事费苕南”；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原主任闻春桂则认为《玉荷隐语》在灯谜作品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自觉与审美诉求。
《玉荷隐语》一书的版本颇多，它最早出版于清朝乾隆庚子年春（1780年），且面世时是以巾箱本的形式出现的（后附费源汇集“诸同人”之灯谜作品集《群珠集》），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所以说，巾箱本就是古人的袖珍本。而在《玉荷隐语》的众多版本中，有一个版本比较特殊，就是道光年间的殿版内府呈览本，此版本开本小巧、纸墨莹净、刻印俱佳、装帧考究。而著名学者胡适也曾与《玉荷隐语》一书有过交集。 1929年春节（大年初一2月10日），胡适将自己收藏的《玉荷隐语》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祖籍湖州的好友任鸿隽及其妻陈衡哲夫妇，以纪念他们三人“当年做谜猜谜的乐事”。
清代手绘抄《玉荷隐语》之一页胡适赠给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之《玉荷隐语》一书之扉页
据湖州日报 吴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