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古谜，重成句，一归雅正开新局。《玉荷隐语》别有天，瓣香都事费苕南。
按说，写近代谜坛的事，不能把乾隆时期的费源算进来，但要说近代灯谜的崛起与繁荣，又不能不从费源算起，因为正是他和他所编著的《玉荷隐语》，一手推开了近代灯谜的大门，是灯谜成其为灯谜的一个关键人物。
费源，字星田，号苕南布衣，浙江吴兴人。其家道富有，生性旷达而又博学多才，“隐居绩学，雅好廋词。每遇元夕张灯，辄出新制，以资探赏”（孙祺《玉荷隐语》序中语）。其对灯谜的喜爱可见一斑。由于他创作和搜集的灯谜很多，人们戏称之为“谜窑子”。他将自己创作的这些谜作整理为《玉荷隐语》二卷，共105条；又将“诸同人所作”编为《群珠集》二卷，共202条。
由于费源既善灯谜，又能绘事，他的这本《玉荷隐语》也就有了其独特之处：它采取一页一谜的形式，这个面为谜面，背面为谜底，并将谜底纳于与面底相关的图画之中（但又不是画谜），可谓谜中有画，画中有谜，在谜界堪称绝无仅有。如其以“覆之以蕉”射《诗经》句“野有死鹿”，所画的图便是一片芭蕉叶，并在上边写出谜底。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足堪新人耳目，特别有趣。
当然，《玉荷隐语》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此。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它的出现，宣告了灯谜时代的正式到来！我们谈起谜史的时候，一般都会追溯到先秦的隐语，可是，不论是先秦的隐语，还是汉魏的离合，明末的所谓雅谜，那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灯谜。明末谜书不少，流传下来的谜有很多，可那些都是赋体谜，都还属于谜语的范畴。真正的文义谜虽不能说没有，可一直都处于萌芽状态，虽说从“绝妙好辞”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少有成功的创作。这种情况到费源这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他和他的同人们一起，推出了足以改变谜史的《玉荷隐语》和《群珠集》。在书序和凡例中，费源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主张，对此南京王彭年先生曾总结如下为以下几点：“一是反对出语不典；二是认为以自制诗句为谜面，易产生支词媵句，同时也会因趁韵而近于牵强；三是主张以成句猜成句，但也不能有赘字存在；四是反对用谐音扣合和用不成字体者为面；五是反对以不同出处的数句猜一句，或反之用一句猜数句；六是阐明此二书不选前人之谜，引用典故也不另加注释，等等。”另外，在自序中他还提出了“寄意过深，尚须注脚；引喻太直，未免骂题。泛扯者，既病游移；强凑者，奚辞翻驳？甚而言多侮圣，抑且语出伤人。有一于斯，岂不谬哉”的观点，也很有价值。其舅孙祺在小引中更有“采故实于前代，妙通变于寸心。离之则了不相关，合之则确不可易。即语助余声，亦各有归宿”之语，和费源的主张一以贯之。至于《玉荷隐语》中谜作的艺术水平，大致都能体现他的这些主张，已经是纯正的灯谜作品了，只是诚如王彭年所言，或许是他对自己要求太过严格了吧，造成了“稳有馀但巧和文采不足的局面，是故《玉荷隐语》中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谜并不多”。但像以“误笔成蝇”射《诗经》句“曾不知其玷”，以“达摩渡江”射《诗经》句“一苇杭之”，以“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射四书句“信斯言也”，以“河鲤登龙门”射四书句“所过者化”等谜作，还是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的，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显得难得了。《群珠集》中所收的谜似乎更胜一筹，如以“国士无双”射四书句“何谓信”，以“胆大如斗”射《诗经》句“维其有之”，以“张良、萧何、韩信”射《诗经》句“邦之桀兮”，以“郁郁思陶耳”射《易经》句“忧虞之象也”，以“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射《诗经》句“载胥及溺”等谜，都别解精妙，堪为后世师。
费源和他的同人们，用他们《玉荷隐语》和《群珠集》中的理论主张和灯谜创作，竖起了雅正的大旗，一手开启了灯谜时代的大门。从此，灯谜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所以一直以来费源都受到后代谜人们的敬仰和称赞，张郁庭赞之云：“费苕南身值泰世，寝馈诗书，发扬成句，变古来今，使天下之谜，一归雅正，厥功可谓伟矣。”韩英麟也曾题诗赞云：
升平盛世届传柑，永夜商灯佐笔谈。
黄绢辞新劳索隐，瓣香都事费苕南。
按说，写近代谜坛的事，不能把乾隆时期的费源算进来，但要说近代灯谜的崛起与繁荣，又不能不从费源算起，因为正是他和他所编著的《玉荷隐语》，一手推开了近代灯谜的大门，是灯谜成其为灯谜的一个关键人物。
费源，字星田，号苕南布衣，浙江吴兴人。其家道富有，生性旷达而又博学多才，“隐居绩学，雅好廋词。每遇元夕张灯，辄出新制，以资探赏”（孙祺《玉荷隐语》序中语）。其对灯谜的喜爱可见一斑。由于他创作和搜集的灯谜很多，人们戏称之为“谜窑子”。他将自己创作的这些谜作整理为《玉荷隐语》二卷，共105条；又将“诸同人所作”编为《群珠集》二卷，共202条。
由于费源既善灯谜，又能绘事，他的这本《玉荷隐语》也就有了其独特之处：它采取一页一谜的形式，这个面为谜面，背面为谜底，并将谜底纳于与面底相关的图画之中（但又不是画谜），可谓谜中有画，画中有谜，在谜界堪称绝无仅有。如其以“覆之以蕉”射《诗经》句“野有死鹿”，所画的图便是一片芭蕉叶，并在上边写出谜底。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足堪新人耳目，特别有趣。
当然，《玉荷隐语》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此。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它的出现，宣告了灯谜时代的正式到来！我们谈起谜史的时候，一般都会追溯到先秦的隐语，可是，不论是先秦的隐语，还是汉魏的离合，明末的所谓雅谜，那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灯谜。明末谜书不少，流传下来的谜有很多，可那些都是赋体谜，都还属于谜语的范畴。真正的文义谜虽不能说没有，可一直都处于萌芽状态，虽说从“绝妙好辞”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少有成功的创作。这种情况到费源这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他和他的同人们一起，推出了足以改变谜史的《玉荷隐语》和《群珠集》。在书序和凡例中，费源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主张，对此南京王彭年先生曾总结如下为以下几点：“一是反对出语不典；二是认为以自制诗句为谜面，易产生支词媵句，同时也会因趁韵而近于牵强；三是主张以成句猜成句，但也不能有赘字存在；四是反对用谐音扣合和用不成字体者为面；五是反对以不同出处的数句猜一句，或反之用一句猜数句；六是阐明此二书不选前人之谜，引用典故也不另加注释，等等。”另外，在自序中他还提出了“寄意过深，尚须注脚；引喻太直，未免骂题。泛扯者，既病游移；强凑者，奚辞翻驳？甚而言多侮圣，抑且语出伤人。有一于斯，岂不谬哉”的观点，也很有价值。其舅孙祺在小引中更有“采故实于前代，妙通变于寸心。离之则了不相关，合之则确不可易。即语助余声，亦各有归宿”之语，和费源的主张一以贯之。至于《玉荷隐语》中谜作的艺术水平，大致都能体现他的这些主张，已经是纯正的灯谜作品了，只是诚如王彭年所言，或许是他对自己要求太过严格了吧，造成了“稳有馀但巧和文采不足的局面，是故《玉荷隐语》中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谜并不多”。但像以“误笔成蝇”射《诗经》句“曾不知其玷”，以“达摩渡江”射《诗经》句“一苇杭之”，以“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射四书句“信斯言也”，以“河鲤登龙门”射四书句“所过者化”等谜作，还是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的，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显得难得了。《群珠集》中所收的谜似乎更胜一筹，如以“国士无双”射四书句“何谓信”，以“胆大如斗”射《诗经》句“维其有之”，以“张良、萧何、韩信”射《诗经》句“邦之桀兮”，以“郁郁思陶耳”射《易经》句“忧虞之象也”，以“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射《诗经》句“载胥及溺”等谜，都别解精妙，堪为后世师。
费源和他的同人们，用他们《玉荷隐语》和《群珠集》中的理论主张和灯谜创作，竖起了雅正的大旗，一手开启了灯谜时代的大门。从此，灯谜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所以一直以来费源都受到后代谜人们的敬仰和称赞，张郁庭赞之云：“费苕南身值泰世，寝馈诗书，发扬成句，变古来今，使天下之谜，一归雅正，厥功可谓伟矣。”韩英麟也曾题诗赞云：
升平盛世届传柑，永夜商灯佐笔谈。
黄绢辞新劳索隐，瓣香都事费苕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