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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谜坛点将录丨托塔天王晁盖 费源(樵子)

By wolf •  2018-05-27 00:02:58 •  193次点击
革古谜,重成句,一归雅正开新局。《玉荷隐语》别有天,瓣香都事费苕南。


按说,写近代谜坛的事,不能把乾隆时期的费源算进来,但要说近代灯谜的崛起与繁荣,又不能不从费源算起,因为正是他和他所编著的《玉荷隐语》,一手推开了近代灯谜的大门,是灯谜成其为灯谜的一个关键人物。




费源,字星田,号苕南布衣,浙江吴兴人。其家道富有,生性旷达而又博学多才,“隐居绩学,雅好廋词。每遇元夕张灯,辄出新制,以资探赏”(孙祺《玉荷隐语》序中语)。其对灯谜的喜爱可见一斑。由于他创作和搜集的灯谜很多,人们戏称之为“谜窑子”。他将自己创作的这些谜作整理为《玉荷隐语》二卷,共105条;又将“诸同人所作”编为《群珠集》二卷,共202条。
由于费源既善灯谜,又能绘事,他的这本《玉荷隐语》也就有了其独特之处:它采取一页一谜的形式,这个面为谜面,背面为谜底,并将谜底纳于与面底相关的图画之中(但又不是画谜),可谓谜中有画,画中有谜,在谜界堪称绝无仅有。如其以“覆之以蕉”射《诗经》句“野有死鹿”,所画的图便是一片芭蕉叶,并在上边写出谜底。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足堪新人耳目,特别有趣。
当然,《玉荷隐语》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此。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它的出现,宣告了灯谜时代的正式到来!我们谈起谜史的时候,一般都会追溯到先秦的隐语,可是,不论是先秦的隐语,还是汉魏的离合,明末的所谓雅谜,那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灯谜。明末谜书不少,流传下来的谜有很多,可那些都是赋体谜,都还属于谜语的范畴。真正的文义谜虽不能说没有,可一直都处于萌芽状态,虽说从“绝妙好辞”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少有成功的创作。这种情况到费源这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他和他的同人们一起,推出了足以改变谜史的《玉荷隐语》和《群珠集》。在书序和凡例中,费源提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主张,对此南京王彭年先生曾总结如下为以下几点:“一是反对出语不典;二是认为以自制诗句为谜面,易产生支词媵句,同时也会因趁韵而近于牵强;三是主张以成句猜成句,但也不能有赘字存在;四是反对用谐音扣合和用不成字体者为面;五是反对以不同出处的数句猜一句,或反之用一句猜数句;六是阐明此二书不选前人之谜,引用典故也不另加注释,等等。”另外,在自序中他还提出了“寄意过深,尚须注脚;引喻太直,未免骂题。泛扯者,既病游移;强凑者,奚辞翻驳?甚而言多侮圣,抑且语出伤人。有一于斯,岂不谬哉”的观点,也很有价值。其舅孙祺在小引中更有“采故实于前代,妙通变于寸心。离之则了不相关,合之则确不可易。即语助余声,亦各有归宿”之语,和费源的主张一以贯之。至于《玉荷隐语》中谜作的艺术水平,大致都能体现他的这些主张,已经是纯正的灯谜作品了,只是诚如王彭年所言,或许是他对自己要求太过严格了吧,造成了“稳有馀但巧和文采不足的局面,是故《玉荷隐语》中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谜并不多”。但像以“误笔成蝇”射《诗经》句“曾不知其玷”,以“达摩渡江”射《诗经》句“一苇杭之”,以“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射四书句“信斯言也”,以“河鲤登龙门”射四书句“所过者化”等谜作,还是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的,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显得难得了。《群珠集》中所收的谜似乎更胜一筹,如以“国士无双”射四书句“何谓信”,以“胆大如斗”射《诗经》句“维其有之”,以“张良、萧何、韩信”射《诗经》句“邦之桀兮”,以“郁郁思陶耳”射《易经》句“忧虞之象也”,以“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射《诗经》句“载胥及溺”等谜,都别解精妙,堪为后世师。
费源和他的同人们,用他们《玉荷隐语》和《群珠集》中的理论主张和灯谜创作,竖起了雅正的大旗,一手开启了灯谜时代的大门。从此,灯谜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所以一直以来费源都受到后代谜人们的敬仰和称赞,张郁庭赞之云:“费苕南身值泰世,寝馈诗书,发扬成句,变古来今,使天下之谜,一归雅正,厥功可谓伟矣。”韩英麟也曾题诗赞云:
升平盛世届传柑,永夜商灯佐笔谈。
黄绢辞新劳索隐,瓣香都事费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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